索尔仁尼琴：一个敢言的人[转载]

                                         作者：毛牧青

曾经有一本书，被当年的苏联所禁止出版，在我国也一度被列为禁书。

它的作者是一个地道的前苏联公民，一个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担任过抗击法西斯的的红军中尉，一个正直敢言的俄罗斯作家，一个二战后期因“污蔑”斯大林而入“古拉格”的“劳役犯”，一个“恢复名誉” 后屡教不改针砭时弊不言悔过的思想家，一个被当年苏维埃作协“一致”认为的“叛徒”，一个流亡国外达20年之久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就自己所经历和体验的“改造”写了一本小说，就是这本禁书《古拉格群岛》。

这本书我是前几年读过的，印象很深。它的作者叫索尔仁尼琴。

索翁的存在，或者说这一部《古拉格群岛》，足以让一些逆潮流而动的人感到极端恐惧和仇视，让一些人们更了解了斯大林专横时代的一些震颤良心的内幕和罪恶，让世界所有热爱自由民主平等的人们感受了人格和真情。正是他这本书和其它先后的一些小说，改变了他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他如同当年的科学家萨哈罗夫等人一样，被当时的苏联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他以自己的众多良知小说，赢得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全球为人们所尊敬。

这里先简单罗嗦几句自己对曾阅读俄国和前苏联小说的历程。

多年前对前苏和俄国的艺术，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我都喜爱，尤其是它的小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与苏联正进行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争论，当时自己刚刚是十几岁的孩子，受当时的教育和熏陶，非常崇拜自己国家“抨击苏修”的《九评》经典，笃定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那时国内时兴高尔基、法捷耶夫等无产阶级作家的书，加上早年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等作品中，那一代国人极度崇敬保尔的“身残志不残”、丹娘“反法西斯野兽视死如归”和奥列格、柳芭等青年近卫军队员勇于为理想为祖国英勇牺牲精神。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曾在当时读了我国特意出版的“赞扬斯大林、反赫鲁晓夫”倾向的柯切托夫“反修”小说，如《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读的我如醉如痴。那时我国对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等“污蔑”“修正”的“反动”小说未读就参与批判。那时我国翻译的多为早年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作品，其它“恶意攻击诋毁”的一概列入禁书。更不用说有“复辟”倾向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我国的问世了。文革结束后，我国相继再版了新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历史著名文豪作品，可一些反映当代苏联政局的“暴露”禁书如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仍不能面世。后来通过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读过华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感动的热泪盈眶，算是开禁不久的一篇比较出名的中篇。当然，那时我就更不知道还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作家了。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年龄的长增、个人经历的总结、阅历的不断多元化，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的原本真相，让许多本末倒置的东西还了原形。再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苏联解体，大量曾列为“禁书”的好小说、好政论等名著源源不断涌入国内，让人目不暇接广开眼界。呵呵~~现在回忆起来别有一番感慨昂。

《古拉格群岛》，就是前些年我读过的一本好书。

“古拉格”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语单词开头的大写字母缩写简称，是前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群岛”喻意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前苏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驾驭材料的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前苏联政体的重要参考作品。

严格讲，抛去抨击某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人性人格的戕害的客观描述和所指含义外，《古拉格群岛》在索尔仁尼琴所有著作中并非最好的作品。早在1963年，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就奠定了他跻身于伟大俄罗斯作家行列之中。当时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将他同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提倡“新思维”的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总统戈尔巴乔夫也称赞他“曾反对极权主义，并就此写了不少优秀作品，从而表现出他的公民勇敢精神”。对其它有相似国度人来说，《古拉格群岛》的给人跨国度启示，同样是“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所造成黑暗的成因。所以顾彼思此，具有强烈的震撼和反思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索翁去世人们遗憾的原因之一。

索翁在该书中说：“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他还说：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主角”。而“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些是人道主义的精髓，也是索翁所追求的对个体负责就是对人类负责的终极。因此，人类“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从而消解以任何形式的借口搞特权的思想和行为。他的《古拉格群岛》作品，正是表达了这种“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的主题上。为了守护个体权利和尊严，索翁自己就付出了巨大代价，先是8年监狱之苦，随后又是20年的流亡。同为写流放内容的小说，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和灵魂自救是“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回归；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主角，更多的是体现在“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个体尊严精神的守望上。从这种意义上看，索翁表达的现实意义高于早年的托翁。

是的。人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公开或隐秘的黑暗地带。为了防止演化为现实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人类需要个体良知的不断自我提醒自我反省。正如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辞所说赞扬索翁“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大概索翁的永恒精神价值盖于此吧。在索翁逝世之机，我们应该向索翁的精神表达敬意，道理很简单——尊重索翁精神，那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1994年索尔仁尼琴重返祖国，表面看是索翁与自己祖国和政府的和解，实际是俄国当局敢于反省历史、承认错误的一个显著标志。索翁髦耋之年叶落归根虽然晚了些，毕竟让人们感到些许欣慰。

归国三年后索翁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敢言秉性丝毫未改。这段时间他基本放弃文学而改为政论，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的权力机构腐败、物欲盛行和缺乏民主给予猛烈抨击。1998年他以个人应对俄罗斯的历史责任，和想想“俄罗斯的暴发户”和在“澳门与北京的俄罗斯妓女”强烈反差等因由，拒绝了“圣安德烈荣誉勋章”。索尔仁尼琴后期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和政策，2006年欣然接受普京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尽管国内外人们对他许多举动贬褒不一，但作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和社会先知”、“俄国文学主教”，却为世人所公认所尊敬。

作为作家兼思想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后期格外关注自己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他弃文从“政”，以高屋建瓴的魄力，干预现实的勇气，心系俄罗斯的未来，相继写了《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三部政论著作（即“政论三部曲”）。他通过观察，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命运、问题和药方，都以独到的阐述，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的内涵和追求。连同其它一些政论，奠定了他也是俄罗斯当今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地位。

“政论三部曲”有两条思想主线：倡导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为其一，强调俄罗斯民族特性为其二。他不赞成全盘西方化的做法，主张俄罗斯改革的核心应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民主，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显然与同为“持不同政见”的萨哈罗夫的亲西方民主的“新西方派”观点，有着截然不同的对立。他认为，俄罗斯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罗斯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罗斯的复兴才有希望，俄罗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因此，在他的表述中，除了经常拿“西方”与俄罗斯比较，并认为西方世界历来对俄罗斯怀有敌意，也是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的“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同时，他对“下层”这个概念又使用频率最多。从某种意义看，索尔仁尼琴的某些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土壤派理论”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与普京的提倡的振兴俄罗斯民族意识一拍即合、彼此尊重的根本原因。

…… ……

写的太累了，还没写完，暂且打住吧！

当我昨天得知索翁逝世的消息，除了感到哀伤外，第一感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又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走了”……

是的！他走了。真正堂堂正正地走了——刚刚以89岁的高龄走的。他的走令世界有良知的人感到非常难过，也让那些读过他的书、了解过他的经历和思想的人感到十分怀念。我们纪念他但也不必太神化他，但他确实在一位值得尊重的好人。

我想：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勇于说真话、不怕专制打击迫害的“孤独者”符号，不会从人们的感知里须臾离开；作为一种精神，永远会被那些为着人类进步潮流而英勇不懈奋斗的人们所崇仰。同样，在索翁撼人力量面前，足以让那些甘于屈服专制、阿谀逢迎并为虎作伥的文化“精英”们无地自容的。

　2008年8月5日晚草就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转载] 

                                           作者：杨耕身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誉世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在莫斯科逝世。

这个流亡一生的批判者，终生的持不同政见者，竟然能够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安寝于自家的床上。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历史一声浩叹，这位享年89岁的老人永远阖上他的双目时，他在天的灵魂是否仍然注视着一切，仍然存在于“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前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之地，仍然温暖并激励着所有漂泊无依的人类的良心。但无论如何，即使他远去，他仍是一个在请求原谅的人，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而这样的一切，也许仍在一如既往地发生着。

他以批判者的方式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不为当时的政权所宽容，而不得不半生漂泊。先是因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遭到流放。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但是随着赫氏下台，小说遭到批判。此后他的作品都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1967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受害者。”

从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谁又能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有幸，以他自身的经历与存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黑暗与变迁？他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勃兴与倾覆，也正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这样说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更以自己的方式证明政权并不等同于祖国。他不愿意将他对于祖国的爱，盲同于爱政权。他因此成为最伟大的爱国者。这是直到今天，他仍具有常识与启蒙意义的价值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其实，正像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的“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这句话一样，对于世人来说，有一种叫做索尔仁尼琴的良知与坚守，比任何显赫的职位更加重要。历往总统有很多，索尔仁尼琴只有一个。或许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永远为“总统”保有一名坚硬的批评者，是一个更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斯大林到叶利钦、普京，索尔仁尼琴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俄罗斯的良心”。而怎样对待索尔仁尼琴，却显露出政权怎样的良知。对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索尔仁尼琴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叶利钦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膨胀、贪污舞弊盛行。以致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不得不“冒险”向索尔仁尼琴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因为普京也并不能确定索尔仁尼琴是否同样会拒绝他的嘉奖。这一次，普京是幸运的，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嘉奖。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普京则表示，感谢作家同意会见他。普京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作为一个异见者，一个批判者，索尔仁尼琴或许并不需要从国家元首那里获得最高的评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元首来说，普京的确通过向一个异见者颁奖和作出上述评价，而获得了全世界的敬意。这是历经政权更替之后，我们所能发现的俄罗斯执政者的“良知密码”。我曾深深感动于普京拜访索尔仁尼琴的那张新闻图片：索尔仁尼琴坐在轮椅上，苍老、消瘦、宁静、平和。在他身后的门口，普京正步入室内，他的姿势仿佛生怕打扰了一位作家的思路。的确，在人类良知与终极价值面前，没有权势，没有职位，只有谦卑，只有敬畏。记得当时曾有舆论评价道：“昔日的特工和昔日的异议者，毕竟还拥有着共同的底线，或者说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个底线与共识是什么？我想，至少应当包括对于一个作家自主创作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思想者自由思想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批判者独立批判权利的尊重。简言之，是对人类共同良知以及普世价值的尊重。

索尔仁尼琴之后，这个世界有没有更多的索尔仁尼琴？但是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走了，良知仍在。良知何谓？那正是索尔仁尼琴所坚称的：“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如果我们同样坚信，我们将同样获得并且拥有。

    索尔仁尼琴：饱受争议的俄罗斯良心[转载]

                                            作者：昝爱宗

俄罗斯时间8月3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时期以揭露苏联"集中营"黑幕成名的大作家，当时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是苏联的"右派"。尽管另外一名大作家肖洛霍夫称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患有夸大狂"，但苏联最高当政者却不以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是害怕他表现得太正常了，因为民间称他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剥夺其苏联国籍，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成为"美国荣誉公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索尔仁尼琴是个良心作家，中国有和他相比的作家恐怕就是病逝美国的刘宾雁了。如果说索尔仁尼琴是个偶像式人物，象征着对苏联文字审查制度和压迫的反抗，那么写出《人妖之间》等大作的中国作家刘宾雁，正是一个捍卫创作自由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象征着1957年反右以来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一元化制度的不屈服。

作为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遭遇的诋毁恐怕也是最多的，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不顾个人得失将揭黑幕进行到底。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开苏联时期斯大林推崇的大作家高尔基光环叠加下的虚伪一面：上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别拉诺夫的俄国犯人逃亡到英国，根据自己在索洛维茨岛监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部书，揭露了那里地狱般的生活。苏维埃当局大为恼火。为了驳斥这本书，有关方面决定请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他的证言是最好的反驳。监狱主管们立即驱赶犯人把肮脏的小泥屋用白灰粉刷一遍，干草铺全换成崭新的被褥，用没根的云杉埋在路旁打扮出"林荫道"，平日只用盐水煮青菜的犯人食堂也飘出了肉香。如此形式的苏联时期"面子工程"，恐怕也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官方做法吧。

索尔仁尼琴写道：当高尔基一身皮装，神采奕奕地上了岛，他参观监牢、食堂，在"林荫道"上散步，一路赞不绝口。后来他提出到货运码头看看。而这时，只穿着内衣、披着麻片的犯人正在装货，怎样处置这些有碍观瞻的家伙？工头下了一道命令："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上不要动，谁动一动就要谁的命。"然后用一块大帆布盖在他们身上。高尔基下船达一小时之久，还在那堆用帆布盖着的"货物"旁站了几分钟，但高尔基只是出神地望着远处的海面，吁了口气就走开了。他又去儿童教养院参观，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又唱歌又跳舞十分快乐。但这时一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子突然开了口："高尔基，你看见的是假的。"接着，孩子把一切都说了，提到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饭里撒上石灰，逼犯人吃下去……高尔基泪如雨下，抽泣着离开了。他的船一开，孩子就被枪毙了。监狱长闭上眼睛等待惩罚，但上级却颁下嘉奖令。原来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后即公开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事实上，高尔基完全可以保护好这个孩子，可是他选择了"遮掩真相"，并间接参与了对说真话孩子的谋杀。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中国大作家的巴金，他不也描绘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高大全"形象吗?此外，巴金的"古拉格群岛"又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与高尔基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往往最具争议的作家比最没有争议的作家真实，可信。如索氏揭露抨击苏联时政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被公众认可，便是一个证明。可我们中国人呢？对待诺奖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老是说诺奖评选有"政治标准"，包括韩素音这样的海外作家也说诺奖的"政治偏见"，如指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奖是因为其作品认为英国"殖民地"了不起，指索尔仁尼琴获奖也是政治因素，因为他写了苏联的集中营。可一个问题是，苏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集中营，而其他作家都像高尔基那样为权力说谎言，不是恰恰证明索氏揭黑幕的勇气可嘉吗？

苏联解体前夕，索尔仁尼琴终于获得平反，叶落归根，他于1994年返回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昔日被禁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也可以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了，而且还他被俄罗斯全民认可，选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获得2006年度的俄罗斯国家奖。这样的作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的良心"。

再回头说"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他们一直到逝世也未能实现叶落归根，而是永远飘零在异乡的土地上…… 

  整个体制的谎言与一个人的真话——祭念索尔仁尼琴[转载]

                                         作者：水中沙

2008年8月3日晚，俄国“先知”作家索尔仁尼琴病逝于英国伦敦，享年89岁，已属长寿且寿终正寝，没有任何理由悲痛，但在遥远陌生的中国，一个而立之年默默无闻的青年，在午夜沏上一杯绿茶，点上一支香烟，在键盘上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字，以表达敬意。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异国老人送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作家享受过此等殊荣。我们纪念他、敬仰他，主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些伟大的作品----尽管这足够重要，而是因为他在险恶政治环境中，坚持讲真话，像一只在黑夜里呱噪的乌鸦，为极权体制敲响丧钟，这足以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为此他确实曾遭到了囚禁和流放。

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授予索氏诺贝尔文学奖，无庸讳言，这是自由世界对索氏的承认，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扶助和庇护。因此，难怪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但自由世界的人们很难真正进入索氏的内心，很难感受“铁幕”背后那些讲真话的人们，是如何在付出代价，是在担当怎样的风险？哪怕一个作家的抽屉文学，也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偷窥和监视。

对极权体制的认识，英国的乔治.奥维尔已经足够智慧和深刻，但仍然显得笼统和概念，《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篇伟大作品，其寓言化的漫画风格，是理性思考而非经验的产物。这与乔治.奥维尔缺乏与此相关的实际生活经验有关，一个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缺乏切身的痛感，总显得雾里看花。人们在由衷敬佩奥维尔天才预见的同时，是把奥维尔当作一个作家甚至一个哲学家来看待，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段悲惨历史的见证，是一段苍凉历史的复原，是真实事件和个体经验的累积，面对那段历史，索尔仁尼琴不需要呕心沥血去编纂细节，完善一个有看点的故事，他只需要在黑夜里点一盏蜡烛，将自己的遭际缓缓倒出，就足够惊世骇俗。因此索尔仁尼琴与其被视为一个作家，毋宁把他当作一个受害者，他的作品更像是受难笔记而非小说。

斯大林时期，整个苏联人都成了领袖政治权力角斗场上的祭品，除了领袖，每个人活得都诚惶诚恐，担心秘密警察随时敲门然后让自己消失。有回忆录记载甚至赫鲁晓夫、贝里亚等人都异常害怕领袖，斯大林晚年异常残暴多疑，对任何人都怀疑，为考验赫鲁晓夫，曾恫吓说曾调查赫鲁晓夫具有犹太人血统，吓得赫鲁晓夫出了一身冷汗。当一个党内二把手都诚惶诚恐、伴君如伴虎的时候，普通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极权体制下，个体从肉体到灵魂都遭受摧残，但往往有苦难言，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它时刻伤害着你，但却能用一种自洽的理论证明他们崇高无私，你可能觉得有些地方不对，但往往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你很难清晰的梳理进而反驳他。除非你完全跳脱他们的价值评判体系，否则，你就会像《一九八四》中那些思想犯一样最终心悦诚服的说服自己错了。

归根结底在于，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当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便形象地体现出这一点。极权体制只要有三条公理性前提，就可以使得整个极权体制成为逻辑上严密的自洽体系，如同庞大繁杂的欧氏几何的理论体系取决于几个公理性存在一样。第一条公理：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第二条公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第三条公理：手段服务于目的，手段不具有独立价值。

只要这三条公理不被质疑，那极权体制表现出的暴虐、非人道、弥漫性谎言都将是应然的痼疾，是不治之症。极权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并且越是社会底层所受极权伤害越重，但绝大多数的人们由于受限于知识背景、信息资源而不能认识这一点。

另外一部分人，虽然能认识到这一点，但面对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暴力机器，恐惧让他们三缄其口，这类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冲突状态，有时为了缓解这种冲突，故意压制自己异端的思想火花，掩耳盗铃，既然极权体制如此强大、无所不能，卑微的个体想挑战整个体制，无异于以卵击石，索性就从心底里认同了极权体制，此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百姓在被问卷调查或采访时都习惯于说谎，而且丝毫不会难为情，偶尔出现一个不说谎话的人，人们对他也并不感冒，似乎说谎才意味着你心智正常，否则就是傻冒。汉娜.阿伦特说“现代独裁与所有过去的其他专制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恐怖不再被用作消灭和恐吓反对者的一种手段，而是被用来统治那些完全顺从的民众。”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这一切应该源于恐惧。但似乎很难解释的一点是，有时候这种问卷调查或采访未必是国家操控的行为，不具有给你穿小鞋或秋后算账的可能，但人们仍旧习惯于说谎。这才是极权体制的可怕之处，它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规训与惩罚，让每个人自觉地在精神上去势，自己成为监视自己的秘密警察，无需外力的胁迫。

于是讲真话成了最大的异端。索尔仁尼琴在面对整个体制性谎言所织就的大网时，执拗的一个人讲起了真话，最初只是讲给自己，偷偷的写下来，放到有锁的抽屉里，根本没有指望能付梓出版。然而幸运的是，苏共高层权力交替的敏感时期，他成了赫鲁晓夫打击斯大林的一个棋子，给了他浮出水面的机会。于是，一个人的真话横空出世、石破天惊，既沉重打击了斯大林，也动摇了极权体制的基石。

这就是索尔仁尼琴，因文学让人尊重，因真话让人铭记。

仅以此纪念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异端。

2008年8月5日急就于深夜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转载]

                                             作者：余杰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阴山的脚下，遇到了一位隐居乡间的老教授。他是当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书房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张复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囚犯模样，穿着破旧，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国人。我没有认出这是谁来。老先生对我说：“他是索兄。”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仔细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就是你——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异国作家的照片旁边，老教授流着泪给我讲起他28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着泪倾听。这是真正的“三人谈”——索兄，我们凝视着你的眼睛，苦难的、宁静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

人与“人” 

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卡?基耶罗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是的，索尔仁尼琴，你在爱整个人类。

在血泪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岛》中，最震撼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你写到，被捕后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平民。押解队队长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贴着封条、装着你的军官用品和全部书面罪证的箱子。

这时，你想，自己是一名军官，怎么能够拿着箱子和空着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个战败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队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起了箱子。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只有你除外。

那时，你还在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那时，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箱子被别人拿着而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蹋的脸上长满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时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很久以后，你在古拉格群岛里经受了重重磨难，你开始深刻地反省：军官跟士兵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是谁不知不觉地将人分三六九等？是谁将“好人”可以奴役“坏人”的观念灌输到自己的脑海里？你的文字是如此地严酷：“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你在控诉自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当作军官，也不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就像落到了冰窟窿里。你从天上看见了深渊——“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并没有解放自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已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扭曲的。而你，索尔仁尼琴，无比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没有人与“人”的区别，谁也没有权力将人当作非人。让德国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当然地歧视无辜的德国平民、歧视下层的俄国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顶端操纵杀人机器的斯大林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可以强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为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天方夜谭。只有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反思。

我想象你在古拉格群岛里，一边扛着石料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个人，你也像耶稣一样受难，你拥有彻头彻尾地谴责他人的权利，可是你不放过自己的罪过。你是知耻者近勇——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勇啊!你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思考到这里，就触及了极权体制的核心：究竟把人当作人性的“人”还是工具的“人”来看待？反抗者不能用体制所给予的伦理来进行反体制的战斗。真正的战士，应当具备一颗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胸。

一九九三年，你被驱逐出境长达二十年之后，在准备归国的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俄罗斯的变化，你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喜悦。这是一席不合时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你还说：“我们应该对受难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有人问我：我是否会上我的劳改营地去。我回答：这是个别问题，今天活着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们需要帮助。”你是古拉格的儿子，至死不变。你带头进行的忏悔，有几个人能够跟上呢？

鲁迅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到，他所爱的有两个异端：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兼有两种身份，“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尊敬的索尔仁尼琴，我读到你的文字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唯一不同的是，你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你所面对的专制的恶魔，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要狰狞一百倍。

可怜的“孩子”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乐章，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二十世纪最悲怆的史诗。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没有比《古拉格群岛》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与之相比轻若鸿毛。《古拉格群岛》里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惊心动魄，而我的目光却停在了“拿冲锋枪的孩子们”这不起眼的一章。

守卫你们的是孩子，是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端着新式冲锋枪的孩子们。你恨他们吗？不，你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每天早晚两次，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然而，孩子们却无情地向你们开枪，无须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冲锋枪向你们射击。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长大了。长大了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用那双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眼看着应该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上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你终于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无知导致残暴，无知导致无情。而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就是无知。这是你天才的发现。那些如狼似虎的孩子们实际上比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你们，还要可怜啊。

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把她打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岛里发生着。你痛切地反问道：“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字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而一位觉醒的士兵在给你的信中写道：“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

充当杀人凶手的孩子们，日子并不比囚犯们过得轻松。你是受害者，你却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剧性。你在古拉格的深处发出了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呐喊：“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知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是那双看不见的魔手的牺牲品。你所发现的真理与远在法兰西的福柯惊人地相似。福柯说过：“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这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权力，也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的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是从内部进行的。”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显得崇高，而被权力所异化的孩子们举起了枪——怀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神圣感。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必恭必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造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反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劳改营

“劳改”是极权主义国家剥夺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的意义来说，劳改都是一种被迫和强制。“劳改”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劳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劳动自身就已具备了乐趣。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一种最有乐趣的劳动。然而，国家机器却将神圣的劳动作为改造人、惩罚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的侮辱。

有了“劳改”，必然就有“劳改营”。劳改营是检测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处所。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到达过劳改营，无论是形而下意义的还是形而上意义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思想也是在劳改营形成的，在极限的状态下，真理迫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讴歌劳改营，否则我们便成了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无赖，成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和帮凶。

你发现，古拉格群岛比传统的监狱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在监狱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满感情地写道：“人们在监狱里变得多么有趣啊!”进监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永远能使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炼，如果攀登的话这将是一条向上的道路。

对伟大的心灵而言，传统的监狱是天堂，苏联时代的流放地——古拉格群岛则是地狱。你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然而，在这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地方，在这思想成为生存的累赘的地方，你的喉咙依然在歌唱。官方“改造”的目标外在于你的灵魂。用“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说法来形容你，也许太陈旧了。但我一时之间还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说法来。在人性普遍的溃败之中，你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 

在劳改营的外科病房里，你曾经遇到一位医生，一个选择到集中营当医生来实现自我监禁的人。科恩菲尔德大夫在深夜里说了一段让你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不是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与之恰恰相反，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四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卡夫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在劳改营》。小说中的那台执行死刑的机械就是关于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象征。机械是没有识别能力的，它只知道执行。小说中被执行死刑的不是死刑犯，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军官。卡夫卡发布了一个预言：二十世纪的地球，是巨大无比的劳改营。

地下写作

你给你的自传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牛犊顶橡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牛犊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树则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牛犊的所作所为也许毫无意义，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禁联想起其他几个意象来：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来看，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顶橡树的牛犊。你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当几乎所有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帝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却开始用那对还不很尖锐的角顶橡树。

人类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上的写作，一种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的写作，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从事这种写作的大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等人。他们是一群笼中的金丝鸟，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待遇，随时被领袖召到乡间别墅里开怀畅饮。他们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然而，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饮过俄罗斯文化的琼浆，他们清楚地知道天上的写作是一种可耻的写作，却又无力自拔。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自始至终也没有消除。叶夫图申科把马雅可夫斯基形容为“无力防卫的彪形大汉”，红色宫廷的诗人最后走向了自杀。而法捷耶夫则日日夜夜酗酒，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会上，他居然喝得醉醺醺的，幸好斯大林喜欢酗酒的人，反而更加信任他了。每次斯大林找不到法捷耶夫，就让卫兵到莫斯科几家著名的酒馆里去，法捷耶夫果然在这些处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法捷耶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登上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所能登上的最高处时，他却自杀了。即使是这批天上写作的作家，跟中国的御用文人相比，也还有仅存的一点良心，还把耻辱当作耻辱，直面自己的罪过时还有自杀的勇气。

另一种写作就是地下的写作，就是以你——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写作。在集中营里，你毫不迟疑地写作：“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同时，地下写作也获得了强有力的优越性，地下作家的笔是自由的，不去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在头上回荡。地下写作甚至没有读者，于是纯粹靠信念来支撑，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你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究会觉醒。你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写于恢复名誉之后。想方设法怎样保全这些作品，比写作本身还要耗费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章一章地带到西方发表的，写作的时候“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你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这样的写作是永垂不朽的写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引用了两句俄罗斯的谚语，“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这大概就是你的夫子自道吧。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两位作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批判。

             向索尔仁尼琴的背影致敬[转载]

                                         作者：朱大可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与人类狂欢的午夜。（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时标题有所改动）

              我们理解索尔仁尼琴吗？[转载] 

                                        作者：景凯旋

当普金在今年六月十二日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俄罗斯国家奖时，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转向了克里姆林宫。诚如普金在颁奖时所言，这位88岁老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普金看来深知，当今世界上国家间的竞争最重要是文化价值的竞争，显然他更深知，一个声称走向自由的民族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作它的文化代表。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与放逐中度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出一个坚强的信念，反抗强权对心灵的控制。什么是文学？文学无非就是深刻描写人类的生活，开拓我们的认识领域。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艺术的本质便包含认证在内。”在半个多世纪里，将近一半的人类生活在不为外界所知的环境里，即使身处其间的人，也由于被谎言所包围，很难认清自己及周围人的非人状况，以为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他的作品戳穿了生活的谎言，述说了“不可摧毁的个人尊严”（诺贝尔奖授词）。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是在八十年代初，这篇小说大声讲出了“主要的真实”，揭露了残酷的劳改营生活。它的深刻的力度一下子就攫住了我，使我意识到一种更广大的命运。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作品比《古拉格群岛》更具文学的“沉痛的使命”，在这部被作者称为“文艺性调查初探”的巨著里，索氏在卷首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此书对前苏联劳改营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既有大量材料，又有具体形象，读时让人感到整个国家都充满监狱式的氛围。“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缩语）一词也从此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尤其是那些在东方寻找理想世界的西方左派，从此再也不敢违背良知，讴歌现代奴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改变了历史方向，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一点也不过分。只要人类还存在重新回到那个时代的危险，它的文化价值就将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看来，对于人类此前未曾有过的这个社会，那些“红色经典”并没有给我们增加任何人生的认识，毋宁说更多是谎言，是索尔仁尼琴开拓了我们认识的疆界，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他的文学力量首先就在于无比真实，他曾引用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对此我曾长久思索，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诚然，真实可以戳穿谎言，使强权变成跛脚，最终轰然倒地；真实可以沟通人心，使人们相互支持，不致彻底绝望。然而，这还不够。这句话还凝聚了一个世纪的人类苦难教训：因为我们习惯于靠谎言过日子，所以才自作孽不可活。

* * * *

文学描写日常人生，唯其如此，它的本质才是以生活目的抵抗强权目的。只要一个人热爱生活，他就会明白，前苏联的瓦解，其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与西方的军备竞争，而是缘于生活本身的要求。是生活本身战胜了强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期忍受奴役而不思变。毕竟，一个谎言和强权充斥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索尔仁尼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早已经洞察这一切，对被奴役者来说，自由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同面包一样重要，而且事实证明，丧失自由的后果，也丧失了面包。

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思考过的主题。为此，索尔仁尼琴创造出一种新的多元小说形式，或者如诺贝尔奖授词所说“没有主角的小说”。照索本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太关注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才采取了一种复调手法，让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通过互相争辩、补充与加强，使主题更加深化。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这完全不亚于乔伊斯对人的潜意识的挖掘。我把这种形式称作东方现代派文学，我甚至觉得，正是这种形式才反映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原子化，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孤立无援，表面上像一群猢狲，没有个性，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得以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这样的场景在《癌病房》中比比皆是，它也是我最喜欢的索氏小说。作者将每个人物都置于死亡的边缘，不断逼出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为什么活着？小说的叙述十分散漫，没有完整的故事和重点，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通过那些病人的言行思考，展示不同背景下每个人的复杂性格、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的态度。这种随心所欲的写法使我们更接近于生活本身，确信生活还有它的另一面，这难道不令人震动？那个囚徒奥列格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哪怕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此刻权力再强大，也掩盖不了它的空洞。

只是，俄罗斯文学中那个“多余人”形象不见了，他已经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衰弱，在帕斯捷尔拉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毁灭，在新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囚徒的形象，但困扰俄罗斯人的那些真正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强调和安顿，这种精神生活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如今却遭遇拜物教的摧毁，使一个伟大民族濒临生物学上的灭亡。

就揭示存在而言，卡夫卡深刻，乔伊斯复杂，普鲁斯特丰富，但要论人性的深厚，还要数索尔仁尼琴。他告诉我们，即使被剥夺了一切，也不要放弃人的尊严。真实地生活，至少可以给自己的内心以自由。当初《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甫问世，苏联评论家就评道：“我们看这篇杰出的小说时，内心痛苦得紧缩，但又觉得自己的精神在向上飞场。”《癌病房》中的奥列格大病初愈，走出医院，纷繁的街头风景被他看作创世的奇迹和礼物；甚至《古拉格群岛》里逃跑的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露宿的情景，都在不断地向人发问：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从而让人在无法解脱的沉痛中，仍然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

* * * *

在索氏的诺贝尔奖演说《为人类而艺术》中，作家曾谈到“世界文学”的概念，认为文学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然而，尽管他的作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出版，却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国读者佩服其勇气，却又断言其艺术性不高。这种判断从来不曾来自任何具体的分析。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对形式的迷恋，还是由于对人性的认识太浅，或者竟是因为在文学品味上，我们只会接受教科书的说法？

出于一种现代犬儒心态，我们能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苦难的的宗教感，却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对自由的召唤；我们赞赏萨特对存在的厌恶，却反感索氏对制度的批判。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用心灵去感受，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过俄罗斯文学，它的真挈和质朴，深度和广度。

乐感文化培育了我们不具痛苦的本能。在我们的意识中，生活与文学从来都是两码事，故文学也不以认识人生为鹄的。面对现实，中国文学往往是轻盈的转身。它是一种调剂，一种慰藉，是藉着外界影象来抒写胸中的情愫，而不是生命的写实。更现代的作家也是着力表现个人对周围环境的细腻感受，对生活的真相却漠不关心，就像索氏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因而他们的作品，无论技巧多高，做工多好，最终也会如这位老人所说，充其量是“在浅水中游泳”。这些作品因其自身的肤浅和虚假，注定了毫无价值。

文化固无高下，认识却有深浅。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心灵”才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是它的全部实质。这个心灵看上去一点也不有趣，缺乏理性，招人反感。即使如此，凭着敏锐的文学感觉，她仍然由衷地折服于俄罗斯文学对人性的洞察力，近乎严苛地认为，与俄罗斯作家相比，英国最有名的作家都变成了虚饰和欺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喜欢索尔仁尼琴的。而我们呢，不断责怪没有文学大师出现，面对真正的大师，却又相逢不相识。

索尔仁尼琴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他的祖国完全理解他，用了半个世纪。中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看来还需要时日。就像近来一位艺术家谈到鲁迅时所说：重要的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愿意被他照亮吗？

面对此次获奖，索尔仁尼琴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生命的尽头，荣誉对他其实早已不复重要，他在答辞中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遗忘的斗争：“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黑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分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拯救了我们。”

我们能否告慰作家，我们也听到了他发出的历史的声音？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转载]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 ——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转载]

                                    作者：亚·索尔仁尼琴

李国海译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集

张晓辉据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ａｄｅｒ一书英译文校补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

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斯大林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索尔仁尼琴》[转载]

                                          作者：苗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1974年1月7日，苏联的一个高层领导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勃日列涅夫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其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安德罗波夫，克格勃的领导，深知这本小说将和索尔仁尼琴1962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轩然大波，那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作家驱逐出境。1个月后，他给勃日列涅夫发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西德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莫斯科雪里梅耶夫Sheremetyevo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了三个小时才起飞，原因是“大雾”，索尔仁尼琴从这架飞机上开始其流亡生涯。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时，有人这样对作者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这部小说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肃清斯大林的影响，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犯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出版。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巨著《古拉格群岛》出版，“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后，索尔仁尼琴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讲述各自在劳改营中的遭遇，《古拉格群岛》就取材于这些来信。如今，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看完，他列举的那31种刑讯逼供的方式也显得太过“自然主义”，他不加节制的控诉也让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离文学太远。”诗人叶夫图申科说，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在他去世之后，美联社评价这部作品，“他的《古拉格群岛》清除了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但他对劳改营的记述也能鼓舞人心，他描述了一个人——索尔仁尼琴自己，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从一个摧残人的灵魂的艰辛和非正义的惩罚体系中幸存了下来。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

索尔仁尼琴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他的妻子娜塔丽说：“在流亡期间，我总相信索尔仁尼琴的感觉，他总说我们能回到祖国，他有一股能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是我软弱过，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上台之时，那在我看来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关注苏联发生的变化，但并没有及早回国，在美国佛蒙特州居住期间，《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多次采访他。索尔仁尼琴说：“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克格勃总部外边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翻，这对我是一个伟大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发一封祝贺的电报回去呢？是的，我从心底觉得那并不是一场胜利。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

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写作《红轮》，他开始流亡时已经55岁，他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足够了，我在佛蒙特居住的这18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都在写作，这样的时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大卫?瑞姆尼克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随后就职于《纽约客》杂志，10年前开始担任《纽约客》主编，他评价：“说到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但是，这位作家的书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大卫?瑞姆尼克2001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了红场附近一家书店，营业员在广播：“尊敬的顾客，索尔仁尼琴的新著《同行两百年》上市，这本历史书讲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关系。”收款台前摆着这本书，但很少有人拿起来翻翻。

索尔仁尼琴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但俄罗斯好像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批评家，《旗》杂志的编辑塔丽亚?伊凡诺娃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还有一种更戏虐的说法：“他应该扮演托尔斯泰的角色，接待来访者，给所有人提建议，留着19世纪的大胡子，那大胡子对这个角色最为重要。”“他也许应该在萨哈洛夫1989年12月去世之后就回到俄罗斯，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权威建立在过去。”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发表了一段录像演说：“在有生之年的终点，我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我们痛苦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不稳的社会可能发生崭新的转变。它给我们预警，防止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展现了坚强果敢的思想品质，使我们得救。现在，在艰难的治疗创痛的道路上，这些品质也在帮助我们。”

在莫斯科郊外被篱笆墙和摄像头包围的寓所之中，索尔仁尼琴接待了普京总统，他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包括大卫?瑞姆尼克，他和这位记者的谈话有许多是在重复当年在佛蒙特州谈论过的话题，当年他说：“没有人再看我的书了，我只能扮演一个道德权威的角色。形势变化的太快，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道德权威还能起什么作用。人们谈到我，总会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莫斯科，他继续说：“我被当成道德权威，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需要道德权威。20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毁灭各种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做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已，不要什么道德权威，其结果就是整个文化水准的下降。”

1994年5月，在20年的流亡生涯之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坐飞机回到了苏联，他降落在鄂霍斯克海边的马加丹州，那里本是“古拉格”的一个中心，从那里开始，他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段行程持续了两个月，他一共停靠了17个城市，签名售书，发表演讲，接受电视访问，这是一次回乡，也是一次永别。

1974年2月，在他被驱逐出境后不久，墨西哥诗人、后来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描述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敬意时指出，他不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感谢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瑞姆尼克对此文的帮助, 他两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长文见于REPORTING一书

来源：

http://www.zhuaxia.com/pre_channel/4948591/?logId=181

相关阅读：

附文一：

《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 “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 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